炫多配资纪念《裸猿》作者莫里斯：他在动物园同时研究动物和人

汽笛嘀嘀，车到了。一辆小货车，开到了牛津郡的一所大宅的门前。货车司机嚼着雪茄，独自卸下一个长长的箱子。一位硬朗而和蔼的老者打开了房门，司机在进门时说了句：“搭把手好吗？”

老者闪了一下眉毛。“搭把手好吗？”他机敏的耳朵向来留意着一切。司机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。那是一口棺材，是老者为自己定制的棺材，藤编的，不重，但他定制了两口，他和妻子一人一口。他伸手搭了一把，一句俏皮话已在他大脑中生成：“能给自己的棺材做抬棺人，世上实属罕见，但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下一次我就帮不上忙了。”

德斯蒙德·莫里斯是个俏皮的人。从1967年的《裸猿》开始，他出的每一本书都充斥了俏皮话，这源于他的留意和好奇。在他年近九旬时出版的回忆录《留意》（Watching）中，他记下了这件“抬棺”的事，还有他生命中许许多多的事，其中遍布着并非刻意、自然形成的俏皮感。莫里斯的妻子拉莫娜，和他共度了近70年人生。在回忆录中，莫里斯说了他们的婚事——1952年7月30日，二人举行婚礼，现场，新郎莫里斯向众宾客宣布：

“各位，明天早晨，我们就会知道拉莫娜期末考试的结果了。”

他是如实而言，拉莫娜确实即将从牛津大学毕业，“明早”，即7月31日一早，将会收到学位考试结果。然而现场一阵骚动：这话的意思是……什么？莫里斯立刻明白了人们尴尬的理由，但他不能解释，一解释会更麻烦。于是，他索性开始观察：嘿，人们在感到尴尬的时候，会做出怎样的神态和动作呢？

德斯蒙德·莫里斯（1928~2026年）

他把人类社会看做一个城市化的动物园

拉莫娜是莫里斯最好的事业合作伙伴。他追她的时候，就和她一起去看动植物。他们把拉莫娜的家所在的威尔特郡的动植物都研究遍了，连蛇都没放过。他们还一起去看了西班牙导演路易斯·布努埃尔的新片《一条安达卢西亚的狗》，这部超现实主义影片日后将在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和布努埃尔一道编剧的，是著名画家萨尔瓦多·达利，他们日后都是莫里斯的事业的关注者、激励者和鼓噪者。

那是一种在动物园里开展的事业，对莫里斯来说，是一种不必奢谈“科学研究”，只需留意观察，就可以进行的事业。他的众多身份里排名第一的zoologist会让人感到新奇：“动物园学家”是什么意思？是指“动物学家”？动物园运营管理方面的专家？还是指，比如说像珍·古道尔这样的自然环境保护者？翻阅莫里斯的书，会有个印象：他只是站在动物园里，一会儿看看猴子，一会儿看看看猴子的人，就已经形成了大部分的“研究”。

如果你1960年代生活在伦敦，一定会在伦敦动物园里遇见过他：理着因为秃了大半所以一丝不乱的发型，一身法兰绒西装，一手牵着的不是孩子，而是一只黑猩猩，肩上有时还落着乌鸦。按心意，莫里斯都可以背着蟒蛇走来走去，但他没这么做过，因为“我的本职是哺乳动物馆馆长”。

伦敦动物园给了年过而立的莫里斯博士（他在牛津大学学了动物行为学，却拿到一个哲学博士）这么一个职位，同时慧眼识珠地让他兼管一个部门：“电视和电影部”，发挥他在媒介和社交拓展上的长才，让动物园“走近大众”。他和妻子一直没孩子，他得以投入全部精力在事业上，以及在饲喂和观察各种动物上。他给他驯养的一只黑猩猩取名为“刚果”，以当时那种广播、电视、报纸为主的媒介条件，一夜爆红可没那么简单，莫里斯设法调教“刚果”，让它成了“走红艺术家”：

“我伸手递给他一支铅笔。好奇心驱使他向铅笔靠近。我轻轻地将他的手指套在铅笔上，把笔尖抵在一块我找到的硬纸板上。随后我松开了手。就在那一刻，它微微动了动胳膊，随即停住。它凝视着那张纸板。”

这也来自莫里斯的回忆录：他纯熟地用文字唤出画面，并使人看到他自己是如何在场观察的。几个月训练下来，“刚果”的第一个画展问世，“伦敦动物园一只会画画的黑猩猩”遐迩闻名。类似动物会画画、会演奏、会做各种人做的事，今天或许不新鲜，但在当年却是具有挑衅性的。关于炒作、造假的质疑纷纷涌来。但莫里斯聪明地把它限定在“实验”的范围内：我就是让猩猩试试，想不到它还真行。

当然，知名艺术家的认可对此事极为重要。两位西班牙先锋艺术家——达利和胡安·米罗都为此事捧场。莫里斯特意送了一幅画给米罗：他们是惺惺相惜的画友。

即便不是动物园的“业内人士”，即便只是一个游客和观众，我们也会自然地在动物和人之间寻找关联。我们去动物园里，某个动物如果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在它身上看到了和人相似的地方。有时是外在的行为，比如活泼好动的小兽让人想到孩子；比如一只大猿身后跟着几只小猿，让人想起领导和跟班；比如袋鼠带着小仔，看上去“母子情深”。有时则是神态：一只睁着眼的变色龙会使人感觉到它的专注；多数人都曾在一只灵长目动物的脸上看到过特别“人化”的表情，比如恐惧、疲倦、不满、愤怒……

观察引发了解释的需要。我们总会通过人来解释动物。《裸猿》是莫里斯8年动物园生涯的结晶，他在书中一直强调，留意观察、留心体会，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，只是在对观察结果进行解释的时候，莫里斯总是反向的：不是通过人来解释动物，而是通过动物来解释人——以一种空前宽广的联系视角，加上高度灵活的语言技术。

例如《裸猿》第五章，讲动物的争斗。略微了解一二的人都知道动物种群里的争斗残酷而原始，可莫里斯却说，认识了动物的挑战、威胁、攻击、投降等行为后，就可以“联系我们人类”。因为我们是“裸猿”，所以

“我们就不能靠毛发直立来恫吓对手。但在震惊的时刻，我们的毛发还能直立（所谓‘毛骨悚然’）。在别的方面，我们裸露的皮肤虽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做到毛发耸立，却使我们有幸发送强有力的涨红和苍白两种信号：我们可以‘气得脸色铁青’‘气得涨红脸’，‘吓得脸色苍白’……”

他一步一步地解释，我们人类与猴子共有的东西是如此之多，而我们因进化脱去的那些东西，如浓密的毛发，其在表达情绪、进行社交方面的功能，会通过身体发肤上的其他变化来承担。为此，他总是描述人类的动作和仪态，将其结合进自己反常规的解释逻辑里：“动物的某种表达方式，人类并不是没有，而是进行了转化”：

“我们享有与其他灵长目相同的基本臣服模式——蹲姿与惊叫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将一大套表现屈从的动作加以形式化。蹲姿已发展至趴在地上的五体投地。强度较低的程式化动作有屈膝礼、鞠躬礼和跪拜礼。关键是要压低身子，放出卑下的信号，使强者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。”

关于争斗和攻击性的分析，并非《裸猿》里最引人注目的章节，他的前辈、获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奥地利人康拉德·洛伦茨所写的《攻击与人性》，在这一方面更深入。《裸猿》的大名来自其中关于性行为的长篇分析，在他若无其事的直白描绘中，你会幡然意识到，自己走在路上、小心避人的下意识动作，原来事出有因：

“正因为性行为需要身体接触，所以人在社会生活中，身体接触就要被抑制，被禁止……快镜头放映街头小景或大楼里熙来攘往的行人能清楚说明，人们时刻遵守着异常复杂的、避免碰触陌生人的策略。”

这类解释的说服力，有相当一部分都源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技术，但他严格遵循着达尔文的进化观。读《裸猿》，会看到人类“没有进化干净”的地方太多，多到人类简直不该腆着脸自称“人类”的地步，多到人类应该自己主动走进动物园，走进一个挂有“human”牌子的笼子，然后从里面关上笼子门的地步。莫里斯就是这么设想的。这也是他后来的另一本书《人类动物园》的来历：他把人类社会看做一个城市化的动物园，基于这个设定，他可以在他观察到的人类行为里读出更多的“兽性未脱”痕迹。

《裸猿》的问世，按他的说法，是偶遇一位出版商，谈起自己一直想把动物的种种“原则”运用到人类行为上去。他只是随意一说，出版商却敦促他务必要完成。1967年，《裸猿》没费多大力气就成为世界级畅销书之后，莫里斯能用版税买下一个岛，在那里过上他热爱的被动植物环抱的生活；而在书店里，《裸猿》旁边往往要搭配另一本畅销书：弗洛姆的《爱的教育》，用它冲淡一下《裸猿》的科普气息——性欲是人和猿共有的，相关动作区别不大，但在“爱”这个项目上要做出境界来，还得看人类。

异乎寻常的好奇心和对万物根源的探寻

达尔文标举“起源”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同样立足于探寻“起源”，他们的理论都让很多人认为是在贬低人类，因为探寻的结果离不开性、交配和生殖。但一个对人类生活留意观察的人，势必会经常自问：“它怎么来的？”这种对起源、来历的好奇求知，是莫里斯坚持到生命最后的习惯，是推动他写了80多本书的力量。说人类的种种习性都源于兽性，这姑且算是“贬低”吧；但人类形成的文化之丰富，莫里斯始终乐于探问根源，从不贬低任何一点细小的表现。

举例来说：对中东、北非、土耳其一带有所接触的人，都熟悉“恶眼”（Evil Eye），这是一个通常蓝绿色、玻璃制作的圆形装饰物。如果你问当地人，这东西有什么用，答复通常会让你感叹一声：“哦，原来就是辟邪。”但是莫里斯却问：“为什么是这种形态？这个颜色，这种造型，辟的是哪一种邪？既然俗称Evil Eye，它又如何以恶辟恶？”他在后来写的一本书《人体保镖》里，专门讲了他的研究结果：“恶眼”是针对“恶意的一瞥”而来的，在产生“恶眼”的社会里，人们对于眼神极为敏感，一个恶意的眼神（例如人们最熟悉的嫉妒）不只是蕴含了情绪，而且含有道德信息，并且埋下了后果；一户人家被邻人嫉妒，这家人就会笼罩在不安的阴影里。因此才有了“恶眼”……

《裸猿》出版后莫里斯夫妇有了个儿子。因为孩子的爱好之故，他又进入了之前从未进入的领域——“人类动物园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：足球场。

1977年后他当过一支英伦球队——牛津联队的副主席，他观察足球的角度同样是文化的：他关注到，球员有各式各样的庆祝进球的方式，它们都是怎么来的？那些双手指天的人，单手指天的人，指天之后匍匐在地亲吻草皮的人……这些姿势里有怎样的讲究？

这种“猎奇”又形成了1981年的一本书《足球部落》，他列举了18种进球庆祝方式，从最普通、最随意的发泄，到最精细的仪式化庆祝，把球员的庆祝和人类早期的部落文化和狩猎活动联系在了一起。足球是唯一普及到五洲四海的运动项目，无论热带还是北极，都有球队和踢球人，而其他的体育项目都不同程度上受限于地方，这又是为什么？莫里斯走访了100多个足球场，去看球员的热身，也进更衣室去听他们在说什么；他旁听教练开会，甚至一个赛季结束后，在球员们的商业旅行和私人旅行中，莫里斯也不愿缺席，因为他想看看球员在完全松弛的状态下，和他们在踢联赛时有哪些不同。

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，莫里斯还用手工的方式制作了一件类似今日赛后分析的“热图”的东西：在阿根廷队2-1打败法国队的比赛后，他通过录像，详细记下90分钟里两队的触球情况，然后将其转化编制为一份摩尔斯电码图。他用尽了他能想到的各种工具来分析人类行为——这个“人类”的概念无所不包，并不限于与猿相似的、事关生理行为的那一部分。

在行为科学、神经科学、基因学等学科不断细分发展时，《裸猿》一书中的许多论点，今天看来都未免粗糙，或是已属于“浅常识”而无需被特意提及。一种可称为“消灭人类例外主义”的思潮在21世纪悄然兴起，它可以追溯到《裸猿》开创的思路：宣称人和其他类人猿身上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8%，其意味不言自明；与它针锋相对，另一些人认为，哪怕基因遗传物质上人类与黑猩猩有99%的相似度，那1%的差异也决定了两类生物的本质差别。他们说，我们是动物，这不假，但我们是有能力制定规则的动物——尤其是有能力制定不被丛林法则支配的规则。

莫里斯处在这些争议之外，却一直在写书，用来让他的留意观察“落地”，用来让他的好奇头脑有具体的产出。而他的画作，多年来积累了3000多幅，在21世纪受到关注。在《留意》一书中，他写了两件同死亡有关的事，都很俏皮：第一件事就是开头说到的“给自己抬棺”，第二件是关于自己晚年患癌。

92岁那年，专家告诉他“你患癌了”。但莫里斯说，他用了一种来自军队的策略（他曾在军中服役两年），叫做“高明的不作为”：“我对此不作为，刻意无视，我已潜意识地指示我的免疫系统好好履行职责，并无视那些自我增殖的细胞发出的欺骗性信号。”他继续活着，他的棺材仍然空着（拉莫娜在他90岁时去世），还向医学界提出了一个设想：“总有一天，当医学界找到一种办法，让我们免疫系统能识破那些欺骗信号，到那时癌症就能战胜了。”

【人物简介】

德斯蒙德·莫里斯（1928~2026年），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，以其开创性著作《裸猿三部曲》闻名全球。该系列从比较动物学视角剖析人类行为本质，被翻译成28种语言，全球销量逾2000万册。其研究领域涵盖人类进化、亲密行为、体育文化及超现实主义艺术，学术贡献跨越生物学、社会学与艺术领域，形成了独特的跨学科研究体系。莫里斯于当地时间2026年4月19日去世，享年98岁。

【德斯蒙德·莫里斯主要著作中译本】